哪些官员“生活不需要自理”？

哪些官员“生活不需要自理”？

机场贵宾厅关闭后，有人就犯了难。河北一名县委书记感叹：虽然坐了无数次飞机，但取消贵宾厅等细致服务后，我比刚进城的农民还懵懂，订票、取票、换登机牌等，不问就不知道，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11月3日《人民日报》）

在一个拥有约2500个县
（市）、区的国度，一名县委书记竟也能享受机场贵宾厅的特权，说明作为“七品芝麻官”的县委书记，还是拥有着不低的“含金量”，这恐怕也是某些人想方设法当官的一个诱因。

但是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该县委书记此前在机场享受到的贵宾待遇，无非如湖北省恩施市市长李国庆在市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自我批评时所披露的“在医院看病从不排队，住院也是住有专人看护的VIP病房。家里灯坏了，水管不通，直接给机关事务局打电话派人修”一样，属于典型的“自制特权”。而按照笔者给“自制特权”的定义，就是上级没有任何规定的官员待遇，地方党政机关通过一些程序或“潜规则”，让本级官员享受。说白了，就是“自惯自”。

现实的中国官场，如河北这位县委书记及李国庆市长这类“生活不需要自理”的官员实在是太多太多。可以这么说，凡配有固定秘书，以及虽未配有固定秘书但有固定办公室人员服务的官员，都是“生活不需要自理”。

笔者之所以做出以上判断，就因为现在的秘书岗位，实际上处于配置混乱状态，秘书已经成为领导干部的标配，无论职务高低，无论需不需要，都得配上一个，秘书甚至已成为官员“耍官威”、显示“官范儿”的象征性符号。

既然配了秘书，总得让秘书们有事可做，有地位可显。因此本该由官员自己完成的工作甚至家务活，就委派秘书去做。而秘书为了显示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对领导的忠心，也十分乐意帮领导处理家务活，因此很多秘书实际上变成了官员的“跟班”，有的甚至蜕变为官员的“家丁”。而慢慢地，官员无论大事小事，都必须由秘书安排，由秘书代劳，久而久之养成了对秘书的依赖，在滋长“官本位”坏毛病的同时，自身的生活和工作能力也随之退化，甚至由“生活不需要自理”退化到“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正如《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指出的那样：“一些干部去医院不知道怎么挂号、乘公交车不知道如何投币刷卡、参加培训会走错教室”。“毛病是惯出来的，一些干部之所以‘难以自理’，症结在于长期四体不勤、高高在上。”

而今天《财经网》官微也道出了官员“生活不需要自理”的普遍性及可怕之处：通常，一个县级主官在35岁左右，生活方面的事便完全无需自己操心，也就对普通民众是怎样生活生存的彻底失去体验感。由此往后，经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不断升官，对民众当下生活也就越发缺乏真正的了解与理解了。

这些长期享受“生活不需要自理”，甚至“一抖肩膀就有人接大衣”的官员，长期车马开道、前呼后拥、高高在上，不接地气，不问疾苦，严重脱离群众，根本不可能理解普通老百姓“患病为什么难治，公交为什么难挤，菜篮子为什么难拎，雾霾为什么难治，强拆为什么难绝，官司为什么难打，上学为什么还要找人”等现状，更不要指望他们去为老百姓解决问题。

“生活不需要自理”还导致官员淡化家庭观念，甚至成为官员贪色的一大诱因。原因就在于这些在外面被他人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官员，回到家里成为儿子、丈夫、父亲后，也就同时失去了特殊权力，难免被父母、妻儿呼来唤去，甚至还要看配偶的“白眼”，哪有在外面威风、受用？因此某些官员对配偶称工作“五加二”、“白加黑”，也难排除“不愿回家”因素。而整天生活在享受阿谀奉承环境下，混迹于觥筹交错中，也就难免遇上有求于己的“红颜知己”。

当然，这个“生活不需要自理”的群体，也并非全部不愿意自理。两年前，笔者参加成都一个业务培训，回程时在双流机场就碰见本市的一名市委常委、副市长和我们一道排队登机，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厅级干部在乘坐飞机时并无特权。以至于此次河北这位县委书记机场遭遇，竟令我一时“没想通”。

值得庆幸的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已让反“四风”不但深入民心，也已慢慢深入“官心”，以往“生活不需要自理”的官员，正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生活需要自理”、“生活能够自理”。网上有个段子就很能说明问题：经过反“四风”，我们惊喜地发现各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有的会自己走路了，有的会自己打伞了，有的会自己开车门了，有的会自己拎包了，有的会自己拿水杯了，有的居然会自己写讲话稿了，可喜的是有的还会拉老婆的手了…… 其实人民群众对领导的期望也不是很高。

不久前，“习近平卷裤腿踩积水自己打伞”照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其中或含有一定的隐喻；而李克强任副总理时在内蒙古考察，为牧民打伞遮雨的图片，也应成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官员一个很好的教材。

笔者乐观地预计，随着反“四风”、改作风的逐渐深入，从严治党成为政治新常态后，以上段子中的“有的”一定会变成“普遍”甚至“都能”。